• 【廖伟棠书评】巴黎从未被墙分隔──《巴黎》

2020-06-12

【廖伟棠书评】巴黎从未被墙分隔──《巴黎》

廖伟棠书评〈巴黎从未被墙分隔──《巴黎》〉全文朗读

廖伟棠书评〈巴黎从未被墙分隔──《巴黎》〉全文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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耽读《巴黎》,经过漫长的迷宫暗巷、鬼打墙之后,结尾变得极其沉重,湿气瀰漫⋯⋯以致我读到313页「这里是雾之小径,落叶满地」的时候,我也像主角莫尔凡一样陷入记忆的恍兮惚兮之中。雾之小径,应是Allée des Brouillards无疑,蒙马特公墓与圣心大教堂之间,我也在某年冬天走过此处,向一名女子指点此地附近曾经是诗人奈瓦尔居住的地方……

《巴黎》,艾力克.菲耶着,陈太乙译,卫城出版

然而我真的走过吗?就像莫尔凡真的爱过克拉拉吗?克拉拉真的背叛了诺维尔吗?巴黎真的是一个看得见的城市吗?无论如何,这是我第一次读小说时会去Google地图寻找小说里出现过的地名,就像译者陈太乙说她做过的那样。我睁大了眼睛在Google的实景里辨认若有若无的细节,这样的举动,就算是我最沉迷莫迪亚诺那些迷失在巴黎的小说的时候也没有过。

比迷失更可怕的是消失,莫迪亚诺的人物消失在一战二战乃至冷战那些隐晦历史的小缝隙中,他们不是英雄或者恶棍,只是青春的碎片。艾力克‧菲耶的《巴黎》里的人面临的消失是极权社会里赤裸裸的「被消失」,强力机构把你从现实和文字记录上抹去,出于对你所嚮往的自由的「害怕」。而在这两者之上,让读者如我颤抖的,是记忆的消失、爱的消失──和《巴黎》第二部分题目「美将拯救世界」构成反讽的是,美摧毁了莫尔凡与诺维尔以爱重建的那个精神巴黎。

 

也许书名的「巴黎」应该翻译成「巴历苏」,按俄语发音,因为这部「架空小说」里面,巴黎像冷战时代的柏林一样被围墙一分为二,故事的三名主角生活的地方被命名为:Parij──俄语巴黎Париж的音译。

这三人面临极权压力下不同的「被消失」方式,然后以各自的觉悟做出了选择。安全部门的邮件检查官诺维尔,在检阅和伪造作家莫尔凡与其旧情人克拉拉的书信过程中,渐渐代入了作家的身份,无惧肉身「被消失」的可能冒死拯救作家的文稿;相较之下,作家莫尔凡以坚持重构消失的文稿以进行的对抗,以及克拉拉基于生存本能做的选择,都不如前者令人动容。而小说的恢宏之处,是在这种种消失上面加上了最匪夷所思的一种消失:东巴黎的独裁者意图拆迁这个巴黎以威胁西部与他「统一」。

迁移巴黎的妄想,是一个蒸汽庞克风格末世科幻一般的背景,爱情需要这种紧迫和疯狂作为背景,也是所谓倾城之恋。独裁者没料到他的这种狂妄,加快了前述三人决断的勇气,小说的漩涡从独裁者发表演说那一刻开始急速、危险但美妙地旋转起来了。

菲耶在作者序里写道:「小说进驻人称『光明之城』的城市,将城市一分为二;而那里自古而来习惯自由,与所有极权主义唱反调。」实际上,自由不可能被进驻、被分割,比「分割」更让人害怕的是「统一」,后者以爱的名义蠢蠢欲动,译者陈太乙指出,这个「统一」也可以翻译成「合体」,我看来,这样基于威胁和暴力的「合体」要求,不就是「强姦」吗?小说里的莫尔凡、诺维尔乃至东西巴黎的人民,都意识到这一点。

这里容我插一句谈谈我想写的一个架空小说:假如是共产党逃到了台湾,那会怎样?蒋介石在大陆会不会武力攻台?共产党会不会製造更惨烈的赤色恐怖和镇压本土菁英?敢骂蒋介石的人敢不敢骂毛泽东?……当然,历史绝对不存在假如,这样一部小说也不可能在当下的政治格局里诞生,就像莫尔凡如果失落了对克拉拉的爱、失落了另一个巴黎的话,他也无法重建他那失而复得的巨着一样。

 

后者充满了弔诡,《巴黎》的小说里面套着两个小说,一个是那本传说中将让独裁者吓得发抖的神祕巨着,一个是寓言一样的莫尔凡的新着,关于上帝误入凡间的荒诞故事。后者的隐喻也耐人寻味,完全可以理解为一个在极权社会依靠某种终极价值想像而创作的作家在「自由」社会里的手足无措。

但在此之上还有一部真正的作品,那就是极权走狗、审查者诺维尔通过伪造书信继而撰写了自己的命运这样一部小说,「事到如今,仅随意在莫尔凡的信中插入一个字或一则简短的思量已经不能满足他,他想写出莫尔凡的作品。最初从几个句子开始。然后,有一天,他很确定,终能架构出真正的段落……」这已经很波赫士了,人的命运如此变幻着,最终诺维尔虽然没有成为小说家,却让自己的灵魂得到了拯救。

而这仅仅是这本小说所涉及的文学创作反思的其中一环而已。菲耶还涉及当代作家都要面临的一重难题:面对极权,文学可以怎样做?杜斯妥也夫斯基说的「美必将拯救世界」放在冷战格局里显然有点抽象了,莫尔凡从中提炼出「艺术的静默之力」:「我深信,以暴力完成的革命最不堪一击。但若蝴蝶不再拍动翅膀,舞者停止旋转,作家不再想像,音乐家也停止作曲,世界的改变将能长久持续,因为它无法忍受这样的静默⋯⋯无用之事对人类而言不可或缺,艺术家们的静默能竖立另一座高墙,远比各种乌托邦所建筑的围墙强大得多。」

《巴黎》作者艾力克‧菲耶(Eric Faye)。卫城出版提供 © JULIEN FALSIMAGNE

这是一个诗歌式的弔诡逻辑,让我想起五年前,香港作家董启章面对香港之困提出的静默论:「当改变的路径被全面封闭,行动是必要的。排除行动的世界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没有可能重新开始的世界。但与之相对的沉默,也不能在世上消除。这是在特定的语境底下的,必要的沉默。介于行动和沉默之间的文学,首先(在政治权利之前)要抵抗的是语言疆域的消失,纵使这片疆域已经因为两端力量的挤压而塌缩为薄弱得几乎看不见的一条细线。」(〈必要的静默〉)我当时也为文〈必要的静默,不应该的失声〉对之作出补充。至于莫尔凡的构想,在小说中的确成为了一种隐性力量,但是前提是巴黎本身就是一座热爱自由的城市,人民对艺术的「罢工」有敏锐的感知,这一点,是莫斯科、北京和香港无法想像的,现在看回来,董启章和我都书生意气了。

 

《巴黎》本身优美的语言就演示着语言疆域的自由延展,而它的人物结构,着名作家、安全局人员读者、作家情妇这三角关係,我怀疑甚至启迪了帕布‧罗拉雷恩的电影《流亡诗人聂鲁达》(又译:《追捕聂鲁达》)──关于后者,我曾经写道「妓女之子、黑警奥斯卡的命运与聂鲁达的命运构成了一个神秘的迴圈,安第斯山的蓝雪迷濛中,不只是聂鲁达的诗句改变了奥斯卡,而奥斯卡对聂鲁达名字『巴勃罗』的大声呼唤,也是在叫唤诗人的初心归位」(〈一个诗人在流亡,而不是一种主义〉)。这里面存在了最高层次的文学拯救,同样也出现在《巴黎》最后华彩乐章一般的逆转结尾之中。

对于写作者莫尔凡,他完全不认识的一个安全局人员为他的文字而牺牲,和他爱的人对他的背叛,这都是文学的力量使然吗?最后让我怆然的是,当诺维尔成为那个「消失的人」时,同时他惦念的好友(先于他「被消失」)与情人(也许,只以一个名字出现)也随之不存在了,大时代的粗线条叙述中,他这一条副线难道就注定成为莫尔凡与克拉拉之恋的影子吗?同时,在巨大的倾覆之中,谁又可以谴责与被谴责呢?菲耶安排这一尾声,其苦涩超出了我们对历史的想像,因为这是永恆的,人与人的隔绝。

那就是他所说的,就算巴黎围墙倒塌了,但「一堵几乎没有破损的墙持续蜿蜒在两人之间」,这也是半世纪前沙特所写的「墙」,巴黎从未被墙分隔,被分隔的只是选择了不同命运的我们──那年冬天,走出巴黎雾之小径的我,现在依然徘徊在雾中。

本文作者─廖伟棠

诗人、作家、摄影家。曾获香港文学双年奖,台湾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等,香港艺术发展奖2012年度最佳艺术家(文学)。曾出版诗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语》、《春盏》、《樱桃与金刚》等十余种,小说集《十八条小巷的战争游戏》,散文集《衣锦夜行》和《有情枝》, 摄影集《孤独的中国》、《巴黎无题剧照》、《寻找仓央嘉措》,评论集《异托邦指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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