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伟棠专文】大裂时代,谁能代替我们一死?

2020-06-12

【廖伟棠专文】大裂时代,谁能代替我们一死?

作为下一代,胡波(笔名胡迁)代替我们死去。在中国急剧的时间线上,每十年便是一代,这不但是指电影的代际──他代替王小帅和贾樟柯去死;也指青春的代际,在疯狂发展的90年代末消耗青春的他们,代替在理想主义消亡的80年代末倖存的我们死去──阅读《大裂》,更深有此感,我们从死亡中提取的贷款,他们用绝望来还贷,还无可还。

《大裂》里那个野鸡传播大学「山传」,完全是我17岁在广州就读的高校的翻版。那是我不堪回首的一段混乱日子,我就是拿着钢管去高年级宿舍为新生同学出头的「西门大官人」之一,只不过我们没有那幺残忍真的出手,也许就是因为我们还不够绝望。后来我们所谓「70后」一代也都多少与那个时代妥协了,毕竟没有人像胡波那样痛骂这个国家、这些「成年人」真操蛋,然后一死。

但《大裂》毕竟是小说,就像《大象席地而坐》毕竟是电影,我敬佩胡波在愤怒的同时并没放弃艺术的自虐,或者说,这种艺术自虐使他的愤怒更有说服力,起码,把我等假装逃离了地狱的人拉回他的地狱里。

相对于小说里混沌、複沓的时间状态,〈大裂〉的空间设定更为清晰有意味,完全可以想像如果是电影的话胡波会怎样表现。胡波把集中营一般密集的大学宿舍楼外圈,涂上一大圈虚无的白灰,不但没有稀释内里的冲突,反而强调了其孤岛状态。从文字间我们能想像孤岛外的重洋:校舍与乡村之间的荒地;乡村与镇之间的高速公路;镇之外的国度由牡丹江、瀋阳等辽远的地名代替,而不是北京、上海之类。一个外延看似没有边际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不存在外延的世界,小说的窒息感来自这种真空而不是密集。

《大裂:胡迁中短篇小说集》,时报出版

不存在外延,可不可以向内逃遁呢?胡波虚构了一个魔幻得可笑的洞穴。整个小说下半部一直挖个不停的那个洞穴,象徵的不是逃走的可能,而是一种自我禁锢。弱学生们把自己关闭、送给无常的神祕势力,期待这种势力能够超越那些现实中不能抗拒的恶。这其实就是一种献祭,无常回赠给他的只是一袭破烂的盔甲,不但不能保护他什幺甚至还成为他的羁绊。不过这个献祭似乎与现实世界、成人社会所索取的献祭不同,起码是自己选择的,这是胡波他们最后的倔强所在。

至于小说里的时间,时而徘徊不前,时而加速狂奔,时而接近定格摄影,这是操作老式剪辑台手动旋钮的快感──之前的空间控制则是镜头调度的快感。这些形式快感,都与故事内里的残酷、剧痛形成诡异的反差,这也是胡波的作品魅力所在,其他短篇里,如〈气枪〉、〈张莫西去了沙漠〉、〈荒路〉都能感受到。

以精緻的艺术描述野蛮,那是一种专业精神。〈一缕烟〉里写道:「我儘量用弦音去配合那哀号,而随之,哀号似乎察觉到了弦音,竟也拉长了,配合起我来。这种和谐的演奏令我不好意思。」这是写「我」的艺术家室友殴打他的女友时「我」的行径。但几乎就是胡波的艺术所为的隐喻,他敏感于被侮辱和损害者们的痛、生成这些痛的这个世界的丑恶,但当他试图切入,反而被痛与恶渐渐吞噬,那也许就是他在其他作品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假装不在乎的原因。

「这部电影并不粗糙,只是『任性』。尤其那些过于贴近的特写和跟拍镜头、无论何时都全开光圈保持狭窄景深的镜头,一度让我胃部一阵阵痉挛。这种不适感经过三个多小时之后变成了一种依赖,我反而渴望再度体验,希望永远跟随这几个和油滑社会格格不入的『废物』在这个缺乏景深的世界中游蕩下去,不要终结,也不要知道导演本人已经终结。」这是我写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影评中的一段,那时我未读〈大裂〉等小说,未曾感觉胡波本人也对不适感有着一种依赖,或者,这种不适感是他唯一能给予这个假装舒适和谐的世界的反抗。

《大裂》里每篇小说他都想报复虚伪的社会,儘管这意图报复者本人也并不是什幺英雄──这让我想起了「愤青」,一个久违的词,一个后来被歪曲成贬义的词。但就像〈鞋带〉里那受不了身处无能剧团的无能演员,胡波所採取的方式,只是「把事情搞砸」──把你们心照不宣勉力维繫的那个虚伪世界毫不留情地掀翻,最少,也把台词和造型改得格格不入一些,让别人也无法演下去。他自嘲说:「只有最不重要的人才会想着要搞砸一个事情,只是因为,搞砸本身能让他们自己一时似乎很重要。」

 

都说胡波的电影像贝拉塔尔,其实哪里像,贝拉塔尔之上有一个荷索意图拯救,胡波之上有一个法斯宾德说来吧让我们把一切都搞砸。试对比青春文坛流行的丧文学,胡波只是丧和颓吗?颓丧者不免自怜和自恋,且渐渐变成一种取暖式的表演,致郁系其实是治癒系的新面具;胡波却始终在自嘲,继而自戕。那些把他讥为文青、愤青的「成人」们有所不知,胡波早已觉悟,不屑与笼鸡争食了。他的短篇小说里饱渗的疲惫感不一定都舶来自雷蒙卡佛,毋宁说是说出国王的新衣的男孩长大后发现人人还在裸奔的那种噁心。

最后来说说〈大象席地而坐〉吧,收录在《大裂》里面的短篇小说〈大象席地而坐〉是了不起的精品,篇幅虽小,但毁灭的力道与同名电影不相伯仲。台湾的读者好奇的是为什幺小说里大象在花莲市动物园席地而坐,电影里却变成了满洲里──其实我觉得,要是真的保持在花莲,这部电影将更残酷,将彻底击碎我们臆想的异域情调所保护的,我们作为全球共同体的真相。

《大象席地而坐》是胡波的第一部电影也是遗作。(繁盛映画提供)

另一个饶有意义的不同是:小说里想抱象痛哭的情节电影里没有出现(连象都压根没出现),我把这视为导演胡波对小说家胡迁的告别,更是对上一代贾樟柯和上上上一代贝拉塔尔的告别。

我们都知道这种耶稣式的悲悯是在尼采疯狂前一刻爆发的──他在都灵抱着一头老马痛哭,贝拉塔尔把镜头转向养马的父女所属的荒凉(《都灵老马》),贾樟柯则索性给了鞭打老马的人一枪(《天注定》),但胡波先在小说里说:「说实话我很想抱着牠痛哭一场,但牠用鼻子勾了我一下,力气真大,然后一脚踩向我的胸口。」然后在电影里把这种刻意的解构都放弃了,只留下夜色中一声若有若无的鸣叫。

这声鸣叫,踩碎了我们的胸口,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去死。

  

本文作者─廖伟棠

诗人、作家、摄影家。曾获香港文学双年奖,台湾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等,香港艺术发展奖2012年度最佳艺术家(文学)。曾出版诗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语》、《春盏》、《樱桃与金刚》等十余种,小说集《十八条小巷的战争游戏》,散文集《衣锦夜行》和《有情枝》, 摄影集《孤独的中国》、《巴黎无题剧照》、《寻找仓央嘉措》,评论集《异托邦指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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