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伟棠书评】并非不合时宜的纪念──《重返天安门:在失忆的人

2020-06-12

【廖伟棠书评】并非不合时宜的纪念──《重返天安门:在失忆的人

廖伟棠书评〈并非不合时宜的纪念──《重返天安门:在失忆的人民共和国,追寻六四的历史真相》〉全文朗读

廖伟棠书评〈并非不合时宜的纪念──《重返天安门:在失忆的人民共和国,追寻六四的历史真相》〉全文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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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天安门:在失忆的人民共和国,追寻六四的历史真相》,林慕莲(Louisa Lim)着,廖珮杏译,八旗文化出版

这篇文章在台湾刊出时,六四运动30週年的纪念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异时异地,读者会善忘吗?即使善忘也无可厚非,就像林慕莲在《重返天安门:在失忆的人民共和国,追寻六四的历史真相 》「流亡的人」一章里写及吾尔开希在台湾的现状,她的笔调对四周的冷漠不无讽刺,然而她们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无法跟本土议题挂钩,流亡者并无理所当然的光环使他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获得持续关注。

按传媒效应考虑,这篇文章应该一个月前写,但现在写,正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自问,我们能否做到像书中受访者那样拒绝遗忘?即使我们的健忘比起书中大陆人民的健忘更有合理性。或者说,我们拒绝遗忘有什幺必然的理由?

恰巧,阅读这本书,追忆我自己曾在大陆亲身经历的八九六四的过程,与这几天我几乎一刻不停地从网路上关注的香港「反送中」抗争运动的过程相交织,令我五味杂陈。后者鼓舞人心,但因为前者的经验让我始终抱有强烈的忧虑,因为这毕竟也同样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抗争。前者悲壮,但又因为后者的清醒让我不断认可林慕莲的某些祛魅写法。

阅读中,我不禁提出这幺一个疑问:如果香港也发生镇压,30年后也会有人这样抽丝剥茧地追寻没有遗忘的人吗?人们是否不会那幺容易遗忘抑或相反?网路时代貌似能留下更多的「物证」更多的线索,但它同样容易风起云涌稀释掉很多即时的义愤,它的泥石俱下也容易纵容那些装作理性中立客观的偏帮,就像维基百科的很多条「争议条目」一样。

不过无论怎样,我佩服林慕莲的勇气与策略,而我也相信即使香港沦亡民声齐喑,未来也会有另一个林慕莲去写下今天的抗争与拒绝遗忘的我们。未来的书写者也许会学习她的书写策略──林慕莲非常从容甚至带点幽默地接近历史的步调,无疑比过往那种苦大仇深又混杂一种揭秘快感的「禁书」腔调更吸引人。

这也取决于她的特殊身份,她既是一位老练的西方记者,但也是一位中西混血儿,她的新加坡华人血统与香港的成长经验令她对大陆的苦难依然存有悲愤,但点到即止,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实际上也在「旁观他人的痛苦」(苏珊桑塔格语),从而不悲壮化自己的努力,只留下像「天安门母亲」张先玲等守望者的务实身影,其实这更动人。

《重返天安门》第一章「小兵」不是从被镇压者,而是从一个间接执行了镇压任务的士兵写起,有意思的是,这个没有开枪的士兵,他拍摄了当年从军队角度看到的镇压,日后念念不忘,成为冒险创作六四主题艺术的艺术家。

 

陈光看似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个例,国家暴力机器当中的觉醒尤其困难。据我所知,当年之所以从北京外面的穷乡僻壤调配农村出身的「娃娃兵」前来镇压他们的同龄人,除了避免北京人不打北京人的尴尬,还存在这样的洗脑──士兵们被灌输这样一种「阶级仇恨」:你看这些学生,国家供养他们读大学他们不珍惜,你们虽然读不上大学但是你们爱国……

陈光自觉的艺术潜质让他避免了这种洗脑,即使当时他没有接受艺术训练(退伍后他考上中央美术学院),他拍摄的现场照片就带有一定的疏离和批判视角,比如说有的照片会把焦点聚焦在前景学生被摧毁的帐篷和杂物,而不是后面耀武扬威的同袍。艺术填补了良心的空缺,成为日后的良心。

无独有偶,除了本书写作时(「六四」25週年)站出来的陈光,除了着名的抗命将军徐勤先,今年还有一位前戒严部队军官李晓明(曾是中国解放军39军116师的一名中尉)站出来。他们都说明了一点:无论历史胜败如何,屠杀当天角色如何,身处境地如何,人都还是有选择余地的,无论迟早、无论採取怎样的形式,你仍可以选择善与真。这令我稍微不那幺绝望,对人性。

林慕莲建构人性的手段,是通过大量在政治话语和新闻报导里会被忽略的「形而下」细节。比如她仔细描写人民大会堂里饥饿的士兵,他们被剋扣口粮(解放军后勤无处不在的贪污直到前2年才被揭露),是饿犬的隐喻还是腐败的极端呈现,林慕莲留给读者自己感受。

 

她写倖存的学生领袖张铭,目光不能从他头上拔罐的痕迹以及他拔罐的行为移开,我们却能从中意会:历史的每个角色从高压的政治空气中吸入的毒素,拔罐也无法去除,也以不同形式流露于全书所有人身上,是一个共业。

《重返天安门:在失忆的人民共和国,追寻六四的历史真相 》作者林慕莲(八旗文化提供)

除了关键的抉择,历史漩涡中,每个人都有身不由己如被魔怔的时刻。张铭作为学生领袖却得亲身体验权力如何僵化和腐化,中国人的组织癖、开会迷同时也出现在抗争者的阵营里。张铭记忆中当时的人们自豪地携带写着身份的布带游行,也是一直让我不舒服的地方,抗争成为一种炫耀,潜台词是「连我作为《人民日报》、文联作协这种国家喉舌的人都出来了」──镇压过后,最善于遗忘和改弦易辙的也是这种人,就和他们之前选择成为权力附庸一样轻易。

被林慕莲採访的每一个人都是让人震撼的,同时也是存在特殊选择角度的。选择张铭而不是其他留下来的领袖,除了他的受难还有他在后八九时代的起起落落,他从商大获成功但避免不了被清算,最后他绝食固体食物十年以上,与当年在广场上的绝食构成一个迴圈,但有了更个人的意义。

同理,选择吾尔开希而不是王丹,选择张先玲而不是丁子霖,选择鲍彤而不是其他赵紫阳的同黜官员,这种种可见林慕莲的用心。她通过焦点的稍微偏移,实现对六四被神话化的一定程度的祛魅,祛魅不是摧毁,恰恰相反能令我深入一个时代最粗砺最本质的痛苦之中。有的时候,林慕莲的笔很刻薄,但中国需要这种刻薄。面对悲剧,愤怒与感动是必须的起点,但单纯的愤怒与感动无法推进我们对牺牲者与事件本质的理解。

 

最后必须一提的是,本书的最后一章以极其沈重的方式触及了一直被忽视的:北京以外的抗争,尤其是非常惨烈的成都镇压。成都的意义何在?是徒劳的挣扎无谓的牺牲?还是匹夫之怒所证明的人性觉醒?那些在历史的晦暗角落(比如鲜为人知的锦江饭店后院的刑场)里消失的幽魂,究竟何时重见天日?如果缺乏了他们的同胞自己的努力,单靠外国人的见证和鈎沉足够吗?这种痛苦,林慕莲让我感同身受。原来不公平不但存在于善恶黑白两分的对家,也存在于受难一方内部的沈沦中。

她知道不公平,但这本书的名字仍然只能叫《重返天安门》,而不是《重返一九八九》,因为天安门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视觉图腾更容易唤醒我们的记忆,出版者也非常明白。这是不合时宜的纪念当中合时宜的「权宜」,我姑且也把这也视为整个悲剧叙事当中必要的一环,就像后八九时代的种种利益补偿、花样互噬、恶瘤增生,都是其绵绵不绝且声声渐烈的余音。

「记忆的债越屯越高,最后得牺牲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人性──才能偿还」书中最后这一句,怵目惊心,希望这不是这个苦难民族最终的宿命。

本文作者─廖伟棠

诗人、作家、摄影家。曾获香港文学双年奖,台湾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等,香港艺术发展奖2012年度最佳艺术家(文学)。曾出版诗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语》、《春盏》、《樱桃与金刚》等十余种,小说集《十八条小巷的战争游戏》,散文集《衣锦夜行》和《有情枝》, 摄影集《孤独的中国》、《巴黎无题剧照》、《寻找仓央嘉措》,评论集《异托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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